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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音乐会当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举行的那场，当时我们为了纪念贝多芬去世一百周年，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一个音乐节。那之前几个月，我曾去布鲁塞尔探望亲爱的老友尤金·伊萨伊。他当时年近七十，已经不再演奏小提琴。事实上，他最后一场公开演出很令人失望。我知道他为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我见到他时，我心想如果他能参与贝多芬的百年纪念活动该有多好。我深信他仍能有非凡的表现。于是我对他说：“你一定得来，在我们的音乐节里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可是，卡萨尔斯，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已经十四年没有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了。”

  我告诉他：“没有关系。你能演奏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知道你能。你能演奏，而且你会去演奏。”

  他的脸看起来突然年轻许多：“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他答应我尽力而为。

  回到巴塞罗那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尤金·伊萨伊独生子写来的一封信。他非常烦恼，质疑我当初激起了他父亲的希望，以为他能够再度演奏。“假如你看见我亲爱的父亲，”他写道，“假如你能看见他每天练习，缓慢而费力地演奏音阶，练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你会感慨这是场悲剧，我们忍不住哭泣。”这封信令我心痛如绞。我到底做得对不对呢？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尤金·伊萨伊会再度演奏。

  举行音乐节的日子来临，尤金·伊萨伊抵达巴塞罗那。排演时他万分紧张，虽然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流露，但我也很担心。尤金·伊萨伊演出的那一晚，当我站上指挥台，看着他，我内心满是忧虑。他移动得那么慢，显得疲倦，突然间我心想，他是老了，我是否害了我的朋友？

  我举起指挥棒，他把小提琴夹到颌下……当头几个音符奏出时，我就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某些乐段他可能有点儿不稳，我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他的紧张，但大部分时间，仍旧是那伟大的尤金·伊萨伊在演奏，整体效果令人陶醉。

  一如从前，我再次沉醉在他美妙的音乐里。曲子结束时会场观众疯狂地喝彩。然后尤金·伊萨伊走上指挥台，接替我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接下来又指挥那《三重协奏曲》，由柯尔托、蒂博和我演奏。

  音乐会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尤金·伊萨伊激动不已。他亲吻我的手，哭着喊道：“复活！”

  第二天，我送尤金·伊萨伊到车站。他从车厢窗户探出头来跟我讲话，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火车缓缓开动了，他仍旧握住我的手，仿佛不希望和我分开，我在月台上随着火车移动。当火车开始加时，他突然塞给我一件东西。火车驶远了，尤金·伊萨伊从窗户里向我挥手。我看了看他往我手里塞了什么，那一刻我知道他想要给我留一件东西，一件可以代表他的东西。我的手里是尤金·伊萨伊的烟斗。

  尽管卡萨尔斯管弦乐团获得了成功，但是关于我们的音乐会，有一件事仍旧令我感到困扰。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所能接触到的观众太有限，大多是那些生活安逸的富裕之人。一般来说，劳工阶层买不起音乐会的门票。尽管少数能凑出钱来买票的劳工坐在最便宜的顶层座位，尽管我觉得当他们往下看，看到那些上流阶层坐在豪华的正厅前排座位和包厢里，跟音乐无关的思绪也许会令他们分心。然而我对举办免费的音乐会不感兴，因为我知道劳工阶层自有其尊严，也知道他们无意接受施舍。我希望那些在工厂、商店和港口工作的男男女女也能够聆听我们的音乐，享受我们的音乐。毕竟，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是由他们创造的，那么，为什么不应该跟他们分享这个国家的文化财富？

  这件事情我是受何塞·克拉维的影响，他是加泰罗尼亚了不起的爱国人士，同时也是音乐爱好者。他死于一八七四年，在我出生之前两年，但我觉得他仿佛是我的亲密好友。他来自劳工阶层，从事织工这一行。他弹奏吉他，自己学会作曲、写歌。他的歌曲主题单纯亲切，包括贫童的生活、农民和渔民的故事、大自然之美，以及对加泰罗尼亚的爱。渐渐地，他的歌曲在巴塞罗那的劳工中广为传唱，小型团体开始在收工之后聚在工厂里唱他写的歌。克拉维了解劳工阶层生活的凄凉和贫困，他想出份心力把一些美的事物带进他们的生活中。他想到一个主意，在劳工中组成永久性的合唱团体，并获得出人意料的成果。受到他的启，劳工及其家属组成的优秀合唱团体蓬勃展，不光是在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的各个城镇也是如此。后来成员人数增加到数千人，这项运动对当时在加泰罗尼亚进行的文化振兴影响很大。如今闻名于世的加泰罗尼亚合唱团和格拉西亚合唱团就是克拉维余绪的一部分。后来这位工人音乐家十分受爱戴，在四十出头时就被选为塔拉戈纳省的省长！

  克拉维死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竖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像。每次我从旁边经过，就会想起这个好人和他的卓越成就。我自问：如果克拉维能在工人之中组成合唱团，那么创立一个听音乐会的劳工团体不也是可能的吗？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想法逐渐在我心里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