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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我在八十年前去了巴塞罗那。当年的巴塞罗那就跟现在一样，是个芜乱的大城，有着热闹的街道、人来人往的咖啡馆和博物馆、拥挤的商店、忙碌的码头，来自各国的船只在那里停泊。对我来说，在不止一层意义上，那是通往世界的大门：我注定将在这座城市度过大半人生，将和那些杰出的市民共度许多充满欢乐和创造力的时光，将和这座城市的艺术家和劳工建立起珍贵的情谊，在这座城市里我将深深体会人类的高尚，而且，唉，也将深切感受人类的苦难！半个世纪之后，我将看见这座心爱的城市被法西斯分子包围，头顶上是轰炸的飞机，街道上是民兵和沙包。哪个孩子能想象会生这样的事情？

  母亲让我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入学，然后她返回本德雷尔，大约一个月之后她又回到巴塞罗那，留下来陪我。她安排我跟她的几个远亲一起住，一个木匠和他的妻子，他们住在城里较老旧的一个城区，邻居多半是劳工阶层。他们为人亲切而温和，待我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个木匠名叫班尼，是个怪人。他个子不高，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独自一个人对抗犯罪。这件事是我有一天现的，他打开一个抽屉，我现里面全是刀和手枪，吃了一惊，讶异地问他这些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他才告诉我他这个独特的嗜好。几乎每个晚上，在做完工作、吃过晚餐之后，班尼就会离开屋子，勇闯城里最乱的地方，当年巴塞罗那的犯罪案子很多。他身上只带着一根学生的木棍，但是在他手中，那就是件厉害的武器。拿着那根棍子，并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看见，他勇敢地对抗那些恶名昭彰的歹徒：抢匪、小偷和其他亡命之徒。他会朝一个歹徒走过去，指称对方是坏人，曾经做过哪些坏事，接着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现在把你的手枪交给我。”视情形而定，也可能是要求对方交出刀子。那些歹徒晓得他的名声，对他怀有敬意，通常会听从。当然，碰上有些歹徒不愿意听从，他就会用上他的棍子。有一天夜里，他带着刀伤回家。他耸耸肩膀，对他太太和我说：“别担心，这没什么。明天我会把事情摆平。”第二天夜里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走进屋子，说：“我跟那家伙扯平了。”我想你可以说他像个使徒，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到巴塞罗那之后不久，我去拿父亲请人为我打造的那把小一号的大提琴。那个制造乐器的师傅和蔼可亲，三十出头，名叫迈雷。当他把大提琴交给我时，还给了我一把琴弓。在那之前，我手里不曾拿过大提琴，但我立刻用它奏出了一小段乐曲，迈雷大为惊喜……

  在音乐学院里我很用功，学习和声、对位法和作曲，还有大提琴和钢琴。我的大提琴老师就是曾在本德雷尔演奏的何塞普·加西亚，他的演奏对我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出身于知名的加西亚家族，跟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演员兼教师曼努埃尔·加西亚是亲戚。曼努埃尔·加西亚建立了或许是史上最杰出的声乐家族：他女儿是伟大的女高音玛丽亚，他儿子曼努埃尔本身也是个教师，明了喉头镜。荷西·加西亚是个训练有素的优秀大提琴家，他放在琴弦上的手很美，我从不曾见过比那更美丽的手，而且他是个好老师。他对训练要求很高，尽管他个性温和，有时还是会令学生害怕。在我们上课时，他很少表示赞许。可是偶尔在我演奏时，他会转过身背对我，就那样站着好一会儿，等他再度转过身来面对我时，他脸上会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当时我不懂，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受到了感动。许多年后，那时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他，他已经移居该地。那次重逢是那么令人欢欣！他非常自豪曾经是我的老师，而我非常感激他所教给我的一切，还有他对我的慈祥。我们相拥而泣。

  在巴塞罗那求学时，我开始针对当时习以为常的大提琴演奏技巧做了一些改变。的确，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左右，但有些事情就连对小孩子来说都显得不对劲。当年学大提琴的人被教导用僵直的手臂来拉琴，手肘要尽量贴近体侧，事实上，我们在学琴时必须在持弓那只手臂的腋下夹一本书！在我看来，那显然既笨拙又不自然，实在很愚蠢。因此，在家里练习时，我琢磨出一种方法，能让手臂自由，抛弃那种受到限制而且不自然的姿势。我还觉得指法的技巧和左手的动作可以加以改善，那时候拉大提琴的人左手受到限制，在运指时手必须不停地上下移动。我尝试把手张开，扩大并延伸左手能及的范围，现我不必移动左手就能拉奏四个音，而旧方法只能拉奏三个音。我开始在学校里使用我明的技法，同学都很惊愕，我的老师起初也吃了一惊，但我已经说过他善解人意，而他渐渐看出我疯狂的表面下是有一种方法的。总之，如今没有人在练习大提琴时夹一本书在腋下了！

  在学校里过了六个月，我的演奏技艺就进步到足以让我得到一份工作，就在城郊的一家咖啡馆演奏。那家咖啡馆叫托斯特，以老板托斯特先生命名，是个温馨的家庭式小馆。我每天在那儿演奏。薪资是每天四个比塞塔[1]。我们是三重奏，一把小提琴、一架钢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轻音乐：当时流行的曲调、大家熟悉的歌剧选曲，还有华尔兹。然而，在我年轻的脑子里已经吟唱着那些大师的音乐：巴赫、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贝多芬。没有多久，我开始在节目中引进更好的音乐，而且我大概是用了点儿小聪明，仗着自己年纪小。顾客很喜欢，于是我认为时机到了，便向咖啡馆的经理和三重奏的其他成员提议，每周抽出一个晚上用来演奏古典音乐。那个晚上大获成功。没多久，我开始独奏。话传开了，关于托斯特咖啡馆里的音乐和那个演奏的“小家伙”（大家后来这样称呼我），顾客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家咖啡馆消磨一个晚上。托斯特先生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形，也为我感到骄傲。有时候他会带我去听音乐会，有一次我们去欣赏施特劳斯[2]在歌剧院指挥他自己的几部作品。施特劳斯当时还年轻，正在他事业的开端。那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