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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件事让托斯特先生不高兴，就是有时我没能准时抵达他的咖啡馆。我应该九点整到那儿，可是城里有五光十色的东西可看，也有许多奇的想法让一个年轻男孩思索。我也许会沿着兰布拉大街漫步，那儿有迷人的鸟市和花店，去探索一些我从未去过的街区、读一本书，或者只是在歌剧院的庭园里做白日梦，所以有时候我上班会迟到。有一次，在我抵达时，托斯特先生面色不悦地站在门口。他伸手到口袋里，拿了一只表给我。“好吧，”他说，“这也许能够教你明白时间的意义。”那是我的第一只表。我想我可以说，随着岁月流逝，我更加明白了时间的意义，开始善加安排、小心地利用时间，虽然有时候玛蒂妲需要提醒我某个约会的时间到了，尤其是当我在练习或研究乐谱时。我认为好好安排时间对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来说极为重要，我常对我的学生重复这句话：“自由——还有秩序！”

  在夏天里，学校放假的那几个月，我加入了旅行演奏的乐团。我们搭乘马拉的公车，沿着炎热、灰扑扑的道路，一路穿越加泰罗尼亚的乡村地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市集、舞会和节庆中演出。我们演奏民间音乐和舞曲：华尔兹、马厝卡舞曲、萨达纳舞曲，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曲子，无所不包。我们往往傍晚开始演奏，一直到清晨。农夫和渔夫身强体壮，能够通宵跳舞，说到这个，他们第二天还能再跳上一整天！夏季的那些巡回演出非常辛苦，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可是我十分享受那些演出！在我和那些村民的美妙友谊中，我为他们演奏；在他们和我之间的交流中跳着舞蹈；还有当他们在演出后呼喊喝彩，脸上所有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到一种特殊的快乐。我们通过音乐的语言交谈。自此以后，在我的演出中，不管是在小型独奏会上，还是在大音乐厅里面对大批观众，我从未失去当年那种感觉——在我和我的听众之间那份亲密的默契……

  在托斯特咖啡馆演奏了几年之后，我在帕哈利拉（pajarera）咖啡馆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西班牙文里，帕哈利拉的意思是“鸟笼”，那家咖啡馆是栋有着玻璃墙面的大型圆形建筑，很是壮观。我在那里拿到的酬劳比较高，而且我不再是在一个三人乐团里演奏，而是在一个七人乐团。

  十四岁时，我在巴塞罗那举行了第一场真正的音乐会。那是在潮剧院的一场慈善演出，为了一位知名的老演员，她的名字是帕拉。父亲为此来到巴塞罗那，带我搭电车过去。我紧张得要命。当我们抵达音乐厅，我说：“父亲，我忘记那曲子的开头了！我连一个音符都想不起来！我该怎么办？”他让我冷静下来。那是八十年前了，但我始终没能克服演出之前那种可怕的紧张，那一直是个严酷的考验。上台之前，我胸口作痛，饱受折磨。想到要公开演出，对我来说，仍旧是个噩梦。

  父亲习惯每周一次从本德雷尔来看我。我们会一起散步，偶尔去音乐书店找乐谱，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得踏上归途。在帕哈利拉咖啡馆的表演曲目要比在托斯特咖啡馆来得多，我继续独奏，也就需要更多音乐。有一天，我跟父亲说我需要找一些的独奏乐曲，好在帕哈利拉咖啡馆演奏，我们便一起出去找。有两个原因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先，父亲替我买了第一把标准尺寸的大提琴，能够拥有这件美妙的乐器我十分骄傲！然后我们在港口附近一家老音乐书店驻足，我开始浏览一捆乐谱。突然，我现一叠破破烂烂的纸张，因为年代久远而褪了色。那是巴赫的无伴奏组曲，专门为大提琴所写的！我惊讶地看着它们：《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心想在这几个字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和神秘？我从未听说这组曲的存在，没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些曲子，包括我的老师在内。我忘了自己到这家店的目的，只是凝视着那些纸张，抚摸它们。那一幕至今不曾变得模糊。即便是今天，当我看着那几乐曲的封面，我就像又回到那家杂着霉味、淡淡海水气味的老店。我急忙回家，紧紧抓着那组曲，仿佛它们是王冠上的珠宝，一进房间，我就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候我十三岁，而在接下来这八十年里，现那套乐谱一事越来越令我感到奇妙。那组曲开启了一个全的世界。我开始演奏它们，怀着难以形容的兴奋。这几曲子成了我最珍爱的音乐，在接下来那十二年里，我每天都研究、练习。是的，过了十二年，在我二十五岁时，我才有勇气在一场音乐会上公开演奏其中一。在那之前，没有一位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完整演奏过巴赫这套组曲中的一。他们只会演奏其中一段：一支萨拉邦舞曲、一支加伏特舞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而我演奏的是整套组曲：从前奏曲直到五个舞曲乐章，包含所有的反复，这些反复赋予每一个乐章美妙的整体性、步调和结构，具有完整的构造和艺术性。这些曲子曾被视为机械化而缺少感情的学院派作品。你能想象吗？当它们焕出空间和诗意的灿烂光芒，居然会有人认为这些曲子没有感情！它们是巴赫的精髓，而巴赫是音乐的精髓。

  就在我现巴赫那套组曲之前不久，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对我的艺术生涯影响深远。当时我还在托斯特咖啡馆演奏，一天晚上，一位重要的访客来到咖啡馆，他是加泰罗尼亚知名的作曲家兼钢琴家阿尔贝尼茨。他和两个朋友同行，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鲁维奥。阿尔贝尼茨听说了那个“小家伙”，那个据说大提琴拉得极好的男孩，他想来亲眼看看。他坐在那儿，专注地聆听。他身材矮胖，大约三十岁，留着八字胡和一把小胡子，抽着长长的雪茄。节目结束时，他走过来拥抱我，说我具有罕见的才华。“你得跟我一起到伦敦去！”他说。他态度活泼，具有感染力。“你得到伦敦来跟我一起工作。”能从一位知名音乐家那儿听到这样的提议，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可是当他向我母亲重复这个提议时，她的反应却相当不同。她说她很感激他的提议，但她完全反对我去。“我的孩子年纪还小，”她告诉阿尔贝尼茨，“要到伦敦去，开始四处旅行，他还太年轻。他得留在巴塞罗那，完成他的学业。要做其他的事，将来有的是时间。”